２００９年９月 第１３卷第５期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ｍａ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ｅｐ．２００９ Ｖ０１．１３ Ｎｏ．５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李俊领 ，殷定泉 （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８；２．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２） 摘要：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 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 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 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关键词：抗日战争；黄帝陵；国家祭祀；民族主义；党治；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 ２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ｌＯＯ７—７０３Ｏ（２００９）Ｏ５—００８５－０６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是国民党与南京 希望国民政府要人能主持黄陵祭祀大典，但林森 国民政府为弘扬民族主义、传承固有文化而持续 因“畏寒”而不能亲往陕西，于右任、戴季陶、 举行的国家祭祀典礼，也是其将政党、民族与文 居正和叶楚伧这四位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均无赴 化三种资源整合为一而巩固“党治”权力的典型 陕之意。邵元冲对此十分伤感，“处此时期，多 政治仪式。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黄陵祭祀的专题 数人皆乏壮烈勇进之精神，此民族致命之伤 探讨尚属薄弱。①本文拟在系统梳理抗战时期黄 也，，［１］挖∞。不得已，邵元冲、张继代表国民党中 陵祭祀典礼变迁历程的基础上，检讨“党国”体 央党部，邓家彦代表国民政府于４月初前往黄陵 制下民族、文化与政治的耦合关系，考量“党 举行祭祀大典。抗战烽火中的黄陵祭祀由此开始 国”祭祀典礼方略的政治社会功能。 了。 １９３５年４月７日晨８时，各代表齐集陵前 举行典礼。观礼者包括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人员及 １９３５年，黄陵祭祀在国民党元老邵元冲的 民众５ ０００余人。典礼仪节如下：（一）全体肃 大力推动下被列入了国家祀典。是年春，邵元冲 立；（二）主祭者就位；（－－）与祭者就位；（四）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１一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Ｏ５ＢＺＳ０３８） 作者简介：李俊领（１９７８一），男，山东金乡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殷定泉（１９６９一）， 男，江苏盱眙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①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学界探讨抗战时期黄陵祭祀的相关文章有５篇，即：卢国英的《国共代表共祭黄帝陵——并对 一张照片说明的订正》（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３期）；田夫的《民国首次祭祀黄帝陵》（载《民国春秋》 ２００１年第ｌ期）；亦水的《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沈社荣的《试论抗 战前国民党对西北民族发源地的关注》（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３年第５期）和王旭瑞的《历史 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载《社会科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其中前３篇重在黄陵祭祀的史实性介绍， 后２篇对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简单论及。上述诸文均未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耦合关系以及祭祀仪式方略的政 治社会效应等角度予以阐释。 ・ ８５ ・ 上香；（五）献爵；（六）献花；（七）恭读祭文； （八）行三鞠躬礼；（ＪＬ）静默三分钟；（十）礼 成。［２］４ 中枢代表张继、邵元冲、邓家彦，暨陕 省党部代表宋志先、郭英夫，省府代表邵力子、 雷宝华、李志刚，绥署代表冯钦哉就位后，依照 典礼程式行礼。 国民党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分别宣读了 祭文。国民党的黄陵祭文回顾了中华民族始祖黄 帝的“文德”、“武烈”及其对华夏文明的创制之 功，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骏骏以相侵”的痛恨 和对先祖所创辉煌业绩的缅怀，最后发出了黄帝 子孙要“力排艰险，以复我疆圈，保我族类”，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抗战号 召。Ｌ２¨４％ 凹国民政府的黄陵祭文确认了汉满蒙回 藏五族都是“仰托灵庥”的黄帝子孙，面对“烽 燧未靖，水旱间告”的内忧外患时局，表达了深 刻的民族忧患意识。Ｅ２］ 叩 ９日早晨，邵元冲一行由陕西省政府人员与 西安各界代表陪同赴咸阳和兴平，分别致祭周陵 与茂陵。南京国民政府还为此印发了一系列标 语，如“向文武周公发誓，要恢复我们的文明”， “维新周邦文化”，“向汉武帝发誓，要恢复我们 的光荣”，“效法历史上的英雄，预备民族自强” 等等。［。］ １９３５年的黄陵祭祀典礼举行之后，邵元冲 黯然神伤。他在日记中吐露：“此次祭谒桥陵 为民国以来之创举，余年来提倡之民族主义，亦 借此而稍申其鼓荡之意，本岁各省皆分别举行民 族扫墓，以礼先烈往哲，此实民族历史教育之基 本也。惜中枢诸君，昧于远识，未能竭诚将事， 余以渺渺之身，勉主大典，默念我元祖灵德之所 被，弥深任重道远之思矣。”ｌ＿１】１ 。 。 。 他十分惋惜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充分认识到黄陵祭祀 的政治整合功能与民族动员作用，又对自己代表 国民党前去祭祀黄陵颇不自信。 尽管如此，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５年，国民党与 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坚持每年清明节派代表前往黄 陵致祭。这期间的祭祀典礼程式大致相同。但具 体细节时有变革。１９４２年，陕西第三区专员公 署在《修建黄陵计划草案》中曾提及“每年民族 扫墓节，中央派遣大员祭陵，仪式极为简单”， “应呈由内政部拟定祭陵仪式”。［２ｊ 。 １９４３年，重 庆北泉议礼会将黄陵祭祀典礼列为国祭大典的第 ・８６・ 一项，并制定了以传统三献礼为基本程式的仪 节，Ｅ４］但这套祭祀仪节后来并未实行。 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９年的黄陵祭祀由国共两党共 同致祭。其因在民族大义，其缘在西安事变。在 此因缘下，１９３７年的黄陵祭祀典礼上第一次出 现了两个政党，而黄陵祭祀典礼也就成了国共两 党进行对话的一个政治文化平台。 ４月５日，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与南京国民 政府代表孙蔚如亲临黄帝陵主祭。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 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 计”＿２］４ ，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黄陵参加祭祀典 礼。另外，“到会参加之团体学校及部队之人数， 约在千人以上，而且各乡区之妇孺，均纷纷扶老 携幼，前来观礼”＿５］。翌日，国民政府方面的祭 陵人员前往祭祀周陵和茂陵。 在国共合祭黄陵的典礼上，国共两党代表的 祭祀身份十分引人注目。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９年的三 次黄陵祭祀典礼，国共两党名为合祭，但地位并 不是对等的。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有代表作 为主祭者，而中共代表则一直作为与祭者。国共 两党代表祭祀身份的差异，意味着国民党自视为 合法的惟一执政党，而将中共视为其治下的在野 党。 中共代表在祭祀身份上略显次要，但在祭文 上却稍胜一筹。在１９３７年的黄陵祭祀中，中共 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将一纸祭文化作政治宣 言，创造性地提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 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 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 心，战则必胜。”［２Ｉ４ 同年８月，八路军政治部主 任任弼时拜谒黄帝陵，称赞说毛泽东手书的这篇 祭文“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Ｇ３ １９３９年 黄陵祭祀典礼举行时，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等人 在祭文中批评了南京政府没有真正贯彻三民主 义，以致于“寇患愈深，日蹙百里”，并谴责其 “说而不做，实贼乎人”。［。］钉 显然，这是中国共 产党借祭祀黄陵之机表达对国民党确立“防共、 溶共、限共、反共”方针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强烈愤慨。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祭文则 刻意强调黄帝的“一统之业”，仅以“保我族类” 一语含糊提及民族大义。直到１９３８年祭祀黄陵 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 屠杀的刺激下，才终于喊出对日寇的仇恨：“运 丁阳九，倭夷肆毒，竭泽倾巢，狼奔豕逐。哀我 黎元，罹兹残酷，缅怀遗烈，益深耻辱。披发缨 冠，举国同仇，攘彼枭口，奋我戈矛。”［２］４ Ｈ两 相对比，不难看出国共两党运用民族主义的策略 确有高下之分。一纸祭文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国 共两党一衰一兴的政治命运。 国共两党同祭黄陵，本身也是一场政治博 弈。在这场博弈中，民族主义是双方共同的政治 筹码，但其运用的策略不同。国民党与南京国民 政府意在以民族主义巩固“党国”体制，急切谋 求建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新权 威主义的“大一统”政治体制。而中共领导的陕 甘宁边区政府则希望在民族主义中融入“民主” 的现代性政治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探索顺应民 国时期社会新政治力量与组织多元并存格局的 “延安道路”。不过，这场博弈仍然是以博弈者所 掌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作为终极的裁判尺度 的。没有这两种实力，就没有要求政治地位平等 的发言权与谈判权。进而言之，在“党国”体制 下，民主不是执政党馈赠给在野党的礼品，也不 是统治阶级施舍给被统治阶级的宝物。国民党作 为台上的执政党，缺少整合在野政治力量的胸襟 与能力，也缺少谋求社会平民福祉的志向与境 界，只是企图在传统官僚政治的理路上，重塑新 式的等级权威与差序格局，以谋取统治集团的私 利。这就注定了“党国”为一己之私将民族主义 旗帜用作政治投机的悲剧意味。从民族主义的角 度看，国共两党同祭黄陵的仪典展示出抗战时期 中国政治文明在民主与专制的博弈变局中向前迈 进的艰难步履，也展示出民国政党政治法理化与 制度化遭遇了执政党利益实体化与垄断化的时代 困境。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引起了广泛的社会 关注。１９３５年春，一位蒙古人给邵元冲、邓家 彦写了一封信：“大意说你们去扫黄帝的坟墓， 是纪念汉族的老祖宗，固然不错，但是中华民国 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家，汉族的老祖宗要 去祭，那末其他各族的祖宗是否同样要去祭呢？ 要是不然，五族共和，得毋有碍。”［７ 邓家彦解释 说；“黄帝不只是汉族的祖宗，实在是中华民国 各民族的祖宗。”Ｅ７３试图从政治上和学理上再次申 明“黄帝”的“中华民族始祖”地位和“党国” 祭祀黄陵的正当性。 当时的《申报》、《大公报》与《中央日报》 等报纸对１９３５年的黄陵祭祀均予以报道，而这 一政治仪式的场域效应借助发达的社会新闻传媒 网络而得以千百倍地放大。《中央日报》对１９３５ 年的黄陵、周陵和茂陵祭祀追踪报道称“时因细 雨潆潆，寒风袭人，各主祭者及参加民众三四千 人，露天之下，冒雨行礼，足见民族意识之高 张，及崇拜先贤先圣之诚恳”［８］。这虽不免有虚 饰之嫌，但也点出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祭祀 黄陵、周陵和茂陵以传承固有文化、振奋民族精 神、整合社会力量的政治目的。黄陵祭祀典礼在 社会新闻传媒网络的支撑下，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社会场域化。 黄陵祭祀典礼还引发了人们对民族扫墓节的 探讨。大中国民族主义学会在《关于民族扫墓 节》的建言书中力赞１９３５年的黄陵祭祀对于复 兴民族的“用意实为最善”，进而倡言“举行大 中国民族扫墓典礼，建立大中国民族意识，破除 国内之华夷观念”，实现各民族“切实团结与融 合，以期一致对外”。［９ 这份建言书在一定程度上 营造出一种全民族在“党国”领导下积极抗战的 社会氛围。翌年，有人主张将清明节定为“民间 扫墓节”，其解释称“在清明日除祭扫黄帝陵以 及周陵、茂陵、昭陵，并祭享殉国、殉难、殉职 的诸先烈外，民间亦应各自祭扫其先人的坟墓， 以表示‘慎终追远’、‘饮水思源’之意”。［１０］在 他看来，抗战时期的精英文化倡导民族主义的宏 大叙事，而民间的草根文化应当兴起非政治化的 以儒家伦理为内涵的节日传统。 黄陵祭祀典礼之所以广受社会关注，不外乎 有如下两大原因： 其一，在于“黄帝”符号与“复兴民族”密 切相连。１９３４年，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下， “黄帝”再次被塑造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 邓家彦在阐释“黄帝”符号的时代意义时说： “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文化武功彪炳史册，足 为今日复兴之楷模。，，［ｕ］在邓氏看来，黄陵祭祀 典礼的初衷是要从民族大义出发，将“轩辕黄 ・ ８７ ・ 帝”作为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基 点，促使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其二，在于黄陵祭祀典礼具有特殊的塑造文 化符号的仪式功能。祭祀，是人在特定的时空环 境中，借助声乐、物品、服饰等感性手段，营造 出具有特殊感染力和认同感的神圣场域，通过特 定的规范化、程式化的仪式，向天神、地祗或人 黄帝陵祭祀典礼的仪节增加了“奏乐”一项，但 所奏之乐为现代军乐。这是时局使然，毕竟战争 年代难以制礼作乐。其三，祭文。国民党和南京 国民政府的黄陵祭文均依照传统格式拟就，词义 古雅，时有用典，但内容传统性有余而现代性不 足。其四，黄陵祭祀与当时的孔子祭祀、孙中山 祭祀、黄花岗烈士祭祀、抗战忠烈祭祀，共同构 成一个以始祖、先师、“国父”和“国殇”为基 鬼表达追念、祈祷、感恩等愿望，建立起某种作 为意义或价值载体的象征符号，同时实现某种精 本架构的国家祭祀体系。这表明传统礼乐文化的 神的感召和内化，并借此显示和强化个体身份、 群体秩序、权力结构及自我神圣性的一种文化行 为模式。这种文化行为模式一旦客体化，也就可 以被视为一种可设计、操控的文化工具了。列入 国家祀典的黄陵祭祀典礼，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 权力的仪式展演，也是一种政治模式的符号系 统。这种政治文化仪式，依靠其自身的场域功 能，可以塑造出新的“黄帝”符号，并释放出其 内蕴的文化力量，进而以增强炎黄子孙同根同 祖、同文同种的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由于实现了“黄帝”符号的历史重构，抗战 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对于弘扬“民族主义”与传 承“阎有文化”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功用和意义。 就弘扬“民族主义”而言，黄陵祭祀典礼在 民族情感表达与抗战精神动员上发挥了无可替代 的仪式功能。因为亡国灭族的危机日益严重， “黄帝”被重构成民族国家象征的一种文化符号， 并被列入了国家祀典。这种符号一经仪式展演和 社会场域化，就能够催生炎黄子孙对民族国家的 认同感和同心同力抗击侵略的神圣感。但应看 到，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祭祀黄陵，一 方面却做出了种种伤害民族团结抗战的事情。这 不得不使黄陵祭祀典礼的民族抗战动员功效大打 折扣。 就传承“固有文化”而言，黄陵祭祀典礼对 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仪式载体作 用。这一祭祀典礼不仅延续了传统礼乐文化的精 神与形式，而且融入了现代文明的因素。具体而 言：其一，祭礼。黄陵祭祀典礼保留了“上香” 的仪节，将传统祭祀必“荐以馨香”之“香”落 于实处。而废除跪拜礼，改用鞠躬礼，则将人的 尊严从神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改变传统国家祭祀 的“三献”礼，则使整个祭祀程式简洁明快。其 二，祭乐。传统的国家祭祀礼乐并行，１９３８年 ・８８・ 现代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 的辩证统一。 不过，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创造性继承 与发扬传统礼乐文化上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质言 之，其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行文化复古之道， 以祭祀文化传统屏蔽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平等化的 正义呼声，抗拒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现代化。这在 一定程度上不仅过滤了传统礼乐文化中可维系中 国历史延续性与主体性的可现代化因素，也为民 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为设置了意识形态上 的观念性障碍。 四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作为国家祀典之 一，在弘扬“民族主义”与传承“固有文化”的 背后，是将“党治”与“礼治”合而为一，建立 一种维护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既得利益的等级 政治模式。其在仪式程序与细节设计上，均体现 了“党国”构建这种新的等级政治模式的良苦用 心。 黄陵祭祀典礼隐喻着“党治”模式的权力秩 序。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在仪式细节上显露 出国民党人信奉“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圭臬， 给人留下了中华民国就是国民党私有之物的强烈 印象。其一，在祭文恭读顺序上。黄陵祭文的恭 读顺序一直是先读中国国民党的祭文，再读南京 国民政府的祭文。党先政后，十分清楚，而且顺 序不可变动．其二，在祭祀参与人员上。黄陵祭 祀典礼完全由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主祭。 “党国”体制内外的其他任何政党都不被允许参 与祭祀。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９年的黄陵祭祀典礼的陪 祭行列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这是国民党与南 京国民政府不得已而许之的特殊情况。国民党在 抗战时期的黄花岗烈士祭文中提出“剿灭赤匪”， 在抗战英烈祭祀的口号中提出“肃清赤匪”，更 表现出一种视自己为政治精英、视他人为政治草 根的贵族姿态。其三，在祭祀符号上。国民党与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包括黄陵祭祀在内的国家祭祀 体系实现了祭政合一，将民族象征符号、文化象 征符号与自身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以这些象征符 号提升其一党专政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从而不断 强化其政治权威与统治秩序。 黄陵祭祀典礼体现出“礼治”模式的权力秩 序。重建包括黄陵祭祀在内的国家祭祀体系，是 在一定意义上恢复“天、地、君、亲、师”的传 统“礼治”秩序。黄陵祭祀的仪式细节深刻体现 了“礼治”模式的伦理化与等级化特色。其一， 在祭祀位置与秩序上。国民党中央代表、国民政 府代表、地方党部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和地方民 众代表，分别以其身份、等级确定其在祭祀典礼 中的位置与秩序，有主有次，有前有后，以礼明 尊卑上下之别。其二，在祭文上。国民党与南京 国民政府特地标明其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发 扬，如其在１９３５年的黄陵祭文中云：“吾党亦尝 凭藉威德，以号召海内”，“缅怀食德依仁之久， 弥深水源木本之思”。字里行间洋溢着儒家立仁 行孝、“报本返始”的伦理之教，也展现出国民 党以政治精英自居，有意将政治伦理化的政治心 理。其三，在祭祀符号上。黄陵、周陵和茂陵祭 祀典礼表明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崇拜圣 哲的“礼治”文化传统。当时的《中央日报》更 是大加赞扬其“崇拜先贤先圣”的“诚恳”态 度。如再考虑到１９３４年“党国”祀孔时所阐扬 的新“忠孝”观，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传统“礼 义廉耻”观，黄陵祭祀的伦理政治、礼乐教化之 意是十分突出的。 “党国”意在融通“党治”与“礼治”的黄 陵祭祀典礼，实际上并不符合政治民主与文化启 蒙的时代潮流。说到底，黄陵祭祀典礼这种官样 文章只是对社会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威慑与伦理教 化，而无意促进其成为在政治理性上不断觉醒的 “新国民”。相比之下，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自发举 行的各种公共性的丧葬礼仪却明确阐扬了抗日御 侮的民族大义，发挥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启蒙与动 员作用。如１９３６年１Ｏ月，宋庆龄、蔡元培、沈 钧儒、王造时等代表人物以及成千上万的青年学 生、工人与作家将鲁迅先生的葬礼演绎成“民族 魂”的宏大叙事，喊出“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口 ］的悲壮口号。显然，这些代表 社会公共权力的有识之士对“党国”利用民族主 义以售其私的“虚政”洞若观火，公开批判，引 导社会民众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身份与革命权 利。相对于“党国”操办的黄陵祭祀典礼来说， 这样的丧葬礼仪才是真正能发挥抗战动员与社会 整合作用的公共典礼仪式。 诚然，面对抗战时期空前绝后的“内忧外 患”格局，即使是秦皇汉武也难以从容应对，长 袖善舞，更何况这些以帝国“治统”唯一继承人 自居的“党国”实权派呢？在当时的特殊困境 中，“党国”实权派极力推行新权威主义，急切 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建“大一统”体制， 以期高效地应对时局，脱离困境，实现其所宣扬 的“民族复兴”。这种新权威主义的“大一统” 体制，以“党治”融通“礼治”的形态出现，确 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与因缘。如果运用得体、 操控适度，倒也不失为一种过渡形态的中国现代 政治模式。举行这样的黄陵祭祀典礼，正是其按 传统“礼治”套路出牌的常规做法。 “党国”操控的黄陵祭祀典礼，缺少了政治 公共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的博弈意识，更毋论在 博弈格局的张力上如何把握一个“度”了。至少 在当时作为在野党的中共看来，黄陵祭祀典礼并 没有真切体现和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新“三民主义”，并未提供一个政治民主化的 仪式契机。换句话说，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应该成为，也确实有条件成为民主政治与民族国 家的剧场仪式。但事实上，它没有实现王朝国家 祭祀典礼向民族国家祭祀典礼的现代性转换。这 正表明，“党国”的政治仪式方略“恋旧”太深， 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反而将其困在了帝 国“礼治”时代，距离“革命之大道”越来越 远，以致于走上了政息人亡的不归之路。 参考文献： ［１］邵元冲．邵元冲日记［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２］曲英杰．炎黄汇典・祭祀卷［Ｍ３．长春：吉林文史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３］王酉微．标语举隅［Ｍ］／／百味人生．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１９９７：２３４－２３５． ・ ８９ ・ Ｅ４３国立礼乐馆．北泉议礼录ｒ－Ｍ］．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 （２）． 书馆，１９４４：５－６． ［９］关于民族扫墓［Ｎ］．大公报，１９３５—０４—０８（３）． ［５］恭祭黄陵及周茂陵［Ｎ］．西京日报，１９３７－０４－０６（６）． ［１Ｏ］瘦秋．关于民族扫墓节［Ｎ］．中央日报，１９３６０－４—０６ ［６］卢国英．国共代表共祭黄帝陵——并对一张照片说明 （９）． 的订正［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３）：１６５． Ｅｕ］民族扫墓［Ｎ］．大公报，１９３５—０４—０３（３）． ［７］祭扫黄帝桥陵后的观感［Ｎ］．中央Ｅｌ报，１９３５—０５—０７ ［１２］周天度．救国会［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３）． ｌ９８１：１６９． ［８］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Ｎ］－中央Ｅｔ报，１９３５—０４—１５ Ｒｉｔｅ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ｔｏ Ｈｕａｎｇ Ｄｉ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ＬＩ Ｊｕｎ－ｌｉｎｇ ；ＹＩＮ Ｄｉｎｇ－ｑｕａｎｚ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２５００２，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０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ｔｈｅ ｒｉｔｅ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ｔｏ Ｈｕａｎｇ Ｄｉ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 ｒｉｏｄ，ｔｈｅ ｒｉｔ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ＫＭＴ ａｎｄ ＣＰＣ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Ｉｔ ｈａ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ｏｆ“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ｌｅ ｂｙ 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ｒｕｌｅ ｂ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ｕｃｈ ａ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Ｈｕａｎｇ Ｄｉ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ｔｅ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ｕｌｅ ｂｙ Ｐａｒｔｙ；Ｒｕｌｅ ｂｙ ｏＣｎｆｕｃｉａｎ ｂｅｌｉｅｆｓ （责任编辑子清） ・９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