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伦理学史】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王中原。（摘要）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关键词）“新”“亲”之辨（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９朱熹王阳明亲民（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０）０４一００７０—０４（文献标识码］Ａ作为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王阳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在为政安民、建立事功方面都表现出与当时士人截然相反的务实作风。他的一生兼有立德、立言和立功的特点，被后世学者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一方面，他接受了“明德、亲民体用一源”的观点，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敢于为民请愿、救济难民，并注重发展地方生产，赢得了后人的赞誉；但另一方面，他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稳定封建帝王的统治不遗余力：他亲手镇压了南赣、思田的农民起义，从心底里对农民阶级存在歧视，这又让后人对他产生些许非议。以上这些充分体现了王阳明亲民思想的摇摆不定，这种动摇性也决定了王阳明亲民行为的两面性。“亲民”应该解释为“新民”。他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１］在这里朱熹将“明德”理解为“天理”，将“明明德”解释为“复天理”。朱熹从“复天理”角度解释“亲民”，认为“亲民”应该是“新民”，“新”有革除旧的、错误的思想的含义，即通过对正统理学的传授，使广大人民群众不反抗、不怀疑封建统治。通过教育让其重认天理、重新做人、成为“新民”，因此“亲”应解释为“新”。王阳明对朱熹“新民”的解释不以为然。他以“良知”释“亲民”，认为“明德”就是“良知”；“明明德”就是使人“致良知”。他主张为政之道应在于亲民，亲民是良知之本质要求。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教人明德是亲民之终极目标，而使人明明德是亲民之具体实施。王阳明的这种解释体现于《传习录》徐爱与王阳明的一段对话中：“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一、“新”、“亲”之辨——朱王争论的焦点“亲民”一词最早见于《大学》篇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王阳明对《大学》中的“亲民”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种理解的差异后来成为了朱王学术上的一个重大分歧。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朱熹认为，《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作者简介：王中原，湖南商学院讲师，中南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湖南长沙４１０２０５）。７０万方数据教养意，说‘新民’使觉偏了。呱２］从上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基本观点是：“亲民”诚如孟子所言“亲亲仁民”，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只要“亲九族”就会达到“平章协和”，老百姓富足安康。明德自然就实现了。因此王阳明的“亲民”就是将“安百姓”放在平治天下之首要位置。一般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安百姓”的方法通常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教”（教化），让老百姓通晓王道之“三纲五常”，使老百姓从心底接受封建旧道德，即让百姓“心安”；二是通过“养”（养命），统治者必须千方百计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即让百姓“身安”。事实上，从人类社会需要出发，生存是基本的问题，离开了民生，一切政治制度与思想建构都无从谈起。显然，王阳明主张将二者综合起来才能做到“安百姓”。朱、王在“新”与“亲”上各执一词并非没有道理：从对经义的经学考究看，“亲”、“新”有交叉使用的先例，“亲”与“新”互为通假字。据考古学家在郭店发掘出的《道德经》竹简上发现，通行本的“六亲不和”竹简上被写成“六新不和”，因此程朱将“亲”字理解为“新”字并非空穴来风。王阳明将“新”字理解为“亲”字也有其道理，他依据的是东汉郑玄注《礼记》古本。另据杨伯峻统计，在《孟子》中，“新”字只出现过两次，而“亲”字出现的次数则达到６５次。《孟子》与《大学》大致形成于同一时代，故王阳明推测《大学》使用“亲”字意义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从两人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看，为政的理念存在差异：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他的善政理想就是：君王或辅助君王的人应当洗涤身心，成为有德之人，同时还得使被统治之人成为有德之人。朱熹把统治阶级看作救世主，把一般老百姓看成是尚需教化之人，认为只有通过圣人的教化才能让民众觉悟更新，故亲“字”要作“新”字解。王阳明则不一样，他看到了明朝统治者的腐败和黑暗，认定当朝统治者不能担当起救治人心的任务．上行救治之路线走不通。所以王阳明觉得在“教”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教”和“养”来共同实现。“亲民”不是否认教，而是它本身兼有“教与养”之意。万方数据量澎与走Ｉ∥２０１０年第４期二、明德、亲民体用一源——王阳明亲民之理论亲民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儒学政治家的基本理念。其最初的理论来源在于民本思想。“民本”即通常人们所讲的“民为邦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就安宁。王阳明接受了此观点，并在他的上疏中表现出来：“臣惟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故文帝以赐租致富乐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给足之风。君民一体，古今同符。，，Ｅ２３（４ｚｇ）在另一个场合，王阳明更是表达了他的民本观念：“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也，生民之困苦茶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２］（７”人是万物之灵，人又是天底下最为高级的动物，因此要特别关注人的疾病与痛苦，否则为政者就无是非之心了。王阳明确信，“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能推己及人，由远而近，将恻隐之情普遍运用于天下之人，那么便可以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由于有民本思想这一理论基础。所以王阳明在为政活动中时时都践行他的爱民、亲民情怀。王阳明从评判朱熹心理二分出发，认为按照朱子的“新民”之说，就是把“明德”与“亲民”看作两件事，而在王阳明看来，“明德”与“亲民”是一件事。故当南子元善专程拜访阳明子并向王阳明问政时，阳明子日：“政在亲民。日：亲民何以乎？日：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亲民。日：明德、亲民，一乎？日：一也。”［２］“”’王阳明认为，“明德”、“亲民”二者不是一与二、本与末的关系，而是“体”与“用”关系。为了更好地弄清楚“明德”与“亲民”的关系，王阳明首先对“明德”与“明明德”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解释说：“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增益之也。”［２］（２”’可以看出王阳明认为“明德”既是天命，又是人性。明德之所以可以称为“明德”，就是因为它总是相对于生命、人心而言，是人的本心、生命的本来面目，是良知，只要人能时刻坚持“明德”，它就能自觉去掉物欲的遮蔽，恢复本然的澄澈面目。“明明德”说到底就是自明自己的“明德”，即每个人都要明白“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但“明德”却７ｌ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量绣局交Ｊ∥不能自明。它必须体验于人们的生活过程，真正“明明德”的人自然会在生活中显发“明德”，因此“明明德”便是“亲民”。王守仁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２］…８’紧接着，王阳明论述了“明德”、“亲民”体用一源的思想，指出“亲民”是良知在政治中的运用。王守仁认为．一方面“亲民”必在“明明德”。“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２］。５”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个体行为的主宰，凡事出于良知即善，反之为恶。从良知出发，亲民就是要树立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即让每个个体都自明其“明德”。如果能够从良知出发，按良知的要求行事，则可以推己及人、由人及物，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不以“致良知”为目的的“亲民”，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亲民”，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整治人心，只能是王霸功利之徒的做法。从另一方面说，王阳明又认为“明明德”必在“亲民”。“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日一也。”［２］幢”’王阳明认为，良知的“善根”人人都有，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自明、能够“致良知”，原因在于物欲的遮蔽和阻碍。从“明明德”到亲民，便是使人“致良知”的过程。人之“明德”是不能自己昭明自己的，它必须通过每个人的身体力行才能够实现，“明德”必须通过“亲民”才能表现自己，也就是说，“体”必须通过“用”才能表现自己。可以看出，王阳明对“明德”与“亲民”的认识日趋成熟：因为王阳明是心学大师，所以在理论上他必须强调良知的决定性地位，他仍然要坚持“明德”为本，但是就现实的为政活动来说，毕竟让人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养”民是为政之基础。因此，“亲民”与“明德”又是统一的：在亲民中明明德，在明明德中亲民。王阳明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且自觉地用它指导自己的为政实践。三、重教、贵生且富民——王阳明亲民之实践王阳明的亲民不仅表现于其对民生之艰辛的同情，也表现在他对“不教而杀”的坚决反对，还表现于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创造财富意识的认可。７２万方数据基于此，王阳明在为政活动中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可以说他的重教、贵生和富民思想为后人做出了示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１．重教。俗话说，不知者不为过。因此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告，说服民众迷途知返以免于杀戮应该是统治者的一个基本职责。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尽量避免“不教而杀”是王阳明在为政活动中用得最多、取得效果也最为明显的方法。王阳明重教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的形式有告示、告谕和劝谕等。在巡抚南赣的时候，王阳明尝试推行十家牌法，并利用此机会教导乡邻和睦相处、减少纷争，宣扬良好的社会风气的重要性。他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父老子弟曾见有温良逊让，卑己善人而不敬爱者乎？，，［２］“竹’对于误入匪窝、本性不坏的人，王阳明也同样苦苦相劝以求回心转意：“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还不改，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２］伯６１’他对“顽民”、“贼民”的劝谕更是呕心沥血、发自肺腑的。读《王阳明全集》时常能体会到一位长者对下辈的谆谆教诲，当事者听后无不为之动容：“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心？““’２．贵生。亲民必须尊重和爱惜老百姓的生命。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道教的重己贵生、佛教的不杀生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王阳明亲历刘瑾乱党的追杀，最后死里逃生的磨难更让他懂得生命的可贵。贵生的方法主要有减免租税、发放救济和赦免死罪等。王阳明十分敬重百姓的生计，也非常珍惜老百姓的生命。他一方面对“顽民”、“贼民”进行劝谕以免遭受无辜的杀戮；另一方面，还通过减免其租赋、发放救济等办法，让老百姓王阳明敢于为民请命，冒死上书皇上请求减免赋税。正德十四年吉安等地连续半年不下雨，禾苗明以“豪杰之士”的狂者气派立即上书皇帝要求暂维持生计，从而赢取民心，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未及生发就全部干枯，粮食颗粒无收，可是朝廷的征收却一粒不少，民不聊生。看到这种情形，王阳将江西正德十四年夏税秋粮遂行减免，“以救伤残之民，以防变乱之阶蚍２］“”’。王阳明根据实际情况赈恤灾情，注意休养生息。在巡抚南赣期间，有一年南昌遭受多年不遇的旱灾，人民生活窘迫。王守仁当时驻军南昌，他深感人们生活之艰难，下令驻军“凡一应不急词讼工役，俱各停工。其军事合用兵夫粮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亲自编派，毋得因而科扰，及听信下人受财作弊”［２］‘””；对待归降的“贼民”，王阳明也主张抚恤，并注重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关怀。例如，武靖州耕守黄璋等十四人被十冬总甲黄邓护等掳入贼巢，经过努力后被释放。王阳明为了“收其散亡之势，坚Ｘ－向善之心”，不计前嫌，不仅没有关押他们，而且张榜告示：“即行释放，并仍加慰谕，令其复业宁家”［２］（“”，显示了王阳明对弃恶从善之人的宽容，也表现了他的政治家胸怀。３．富民。重教可以预防民众违反封建统治阶级的天条、王法，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通过减免租税、发放救济和赦免死罪等贵生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老百姓的生命。但是无论是“教”还是“恤”都不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社会要长治久安，根本之策应该在富民。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ｑ人的尊严、独立与地位，必须以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虽然王阳明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财产所有权对人们的意义，但是对亲民、爱民必须通过轻徭薄税、不断发展生产来实现的认识比较明确：“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日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日；‘吾＃Ｉ－疗汝之饥’；刳其腹肾之肉，而日：‘吾将救汝之死。”’［２］“孙’因此王阳明认定，减少税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发展生产，充实国库，增加社会财富：“田州旧有商课，仍许设于河下薄取其税，以资祭祀宾旅柴薪马夫之给……则虽草创之地，而三四年后，亦可以渐为富庶之乡。眦幻“８２’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王阳明顺Ｘ－自然地“－Ｉ．６Ｆ”之并“税”之，表达了他广开财路以图长治久安的治世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设计了一幅地方经济发展的蓝图：“草创之地”三至四年也可成为“富庶之乡”。纵观历史上的清明之治，无不与统治者体察民情、轻徭薄税及量人为出、发展生产有关。王守仁巡抚地方二十余年，所巡之处大多地处偏僻、生产万方数据量翟知交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力比较落后，特别是田州、思恩二地长期战乱，因此王阳明ｘ，Ｊ当世民生之艰苦感同身受，对民生问题的解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他认定要保持地方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发展当地经济、增加社会供给才能奏效；否则，任何统治方法都将无济于事。结语“亲民”较之于“新民”而言，可以看出王阳明对待民众的态度比朱熹要温情得多。朱熹强调的是“教”，而忽视Ｘｄ＂老百姓生活的“养”；王阳明在强调“教”的同时，也注重从物质生活上对老百姓进行“养”，他的亲民具有“教”兼“养”的特点。他的重教、贵生和富民等独特的理念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通老百姓物质利益的实现，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这在当时难能可贵，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也很有启发。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仍存在一些缺陷：一是他还不能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对农民阶级抱有偏见与歧视。“贼”是王阳明对‘起义农民的蔑称，也是他在各种上疏中和日常用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二是王阳明的爱民、亲民思想并非出于他对劳动人民的衷心热爱。他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恢复和建立“三代之治”，Ｘ－次是服务于自己巡抚的地方，任何一个官员都希望自己的治理范围能够平安无事；最后是王阳明的富民思想受其心学的禁锢，致使他的富民思想不彻底，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富民之路。因为王阳明哲学的终极目标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否定人生现实利益、轻视功利的思想。可以断言，只要统治者轻视老百姓的个人现实利益、轻视功利就不可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有所作为。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寻求富民之策。参考文献［１］朱熹．大学章句集注［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２２．［２］王守仁．王阳明全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２．［３］杨团荣．扬固荣讲王阳明［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４］孟子［嗍．梁海明。译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３．责任编辑：陈菊７３２００５：７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