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编纂学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

使用福柯的谱系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的。基于谱系学的分析，“心理学史”像什么呢？首先，它会像历史著作——重视具体年代等时间线索；其次，它像纪实文学——充满了人物、事件、情节、言论和观点；再次，它又像人物传记——记载名留青史的重要人物及其贡献；最后，它还像考古学——随着对新的文献资料的发掘，会修改以前的叙事。因此，我们不妨形象地打个比方：心理学史是对心灵研究历史的考古：需要发掘历史真相，也需要理论建构。三、谱系学方法对于心理学史的意义和价值谱系学方法用于心理学史的研究，可以丰富心理学史的研究内容和主题，提供更多具体化、细节化的史实资料，激发学习者对心理学历史的探索兴趣和热情，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心理学史研究专注于因果关系和线性思维方式的不足。新历史编纂学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

阎　书　昌

（河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著名心理学史家库尔特·丹齐格（Ｋｕｒｔ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于１９９４年发表《心理学史还有未来吗？》一文，讨论了心理学史逐渐式微的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可能路径的问题。受此文的激发，关于心理学史的话题不断出现，诸如“不用懂太多的心理学史”“未来还会有心理学史吗？”“心理学史有影响吗？”“心理学史的未来就是历史”“心理学史很快会成为历史”等等。２０１６年，这个与１９９４年相距并不是很久的“未来”之年，美国《心理学史》期刊推出了一期专辑，在回应丹齐格相应观点的基础上再度讨论“心理学史的未来”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相关讨论十分值得国内心理学史研究者仔细研读。回过头来看中国心理学界，１９９４年，那是经历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学科重建之后，刚起步逐渐进入初步繁荣阶段的年头，此时心理学史研究的学科地位、价值，以及成果发表都不存在危机。但是在２１世纪的头十年里，心理学史研究的境况日益窘迫，一些心理学史研究者纷纷放弃史学而从事实验研究或实践性工作，再加上一些大学心理学系停开心理学史课程，让人感到国内心理学史研究大有消亡之势。幸亏国内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在坚守着心理学史的阵地，还不至于让这个小众的学科被目睹着消亡掉。“物极必反”，既然当下国内心理学史研究已经坠入低谷，如果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能够立足于学科创新与变革，心理学史肯定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有多少人说心理学史重要，就会有多少人说它不重要。但不管怎么说，历史永远不会消失，心理学历史及其研究同样也不会。心理学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关键在于学科自身的力量，要以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以及令人尊重的研究成果支撑起这个学科。或许历史编纂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是当前国内心理学史研究开启新局面的核心问题之一。鉴于笔者个人的研究经验和兴趣，本文主要讨论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当然在这个领域中讨论历史编纂学也能够更好地与西方心理学史研究进行沟通和对话。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一词的本意是历史编纂学，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历史著作、教科书如何编纂的学问。不过，国外一些大学开设“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课程时，其内容却往往是史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不仅仅包括心理学史著作、教科书的编纂过程，而且更关注心理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近些年来，历史编纂学领域出现了众多新的转向或趋势，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在这些方面应当获得营养和启发。首先，心理学档案资料的广泛发掘与运用。心理学史研究当以历史资料为基石。历史资料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也称原始资·10·

料，包括档案、通信、日记、会议记录等。这些资料往往是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可用“档案”（ａｒｃｈｉｖｅ）予以统称，它们代表着心理学历史事件较为原始的信息。二手资料包括著作书籍、期刊文章、工具书辞条等，它们往往是研究者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总结或分析之后而产生的作品，可以用“文献”（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予以统称，它们代表着经过“过滤”和“加工”之后的信息。传统史学家主要使用二手资料（文献）研究或编写历史，而当前心理学史界更强调一手资料（档案）的发掘和运用，乃至出现了“档案狂热”（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ｅｖｅｒ）。以携带更为原始信息的档案为主要素材展开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将会大大提升其深度和广度。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心理学史领域已经出现了档案取向的研究，并且在国际期刊上开始讲述中国心理学的故事（ｈｉｓｔｏｒｙ可以拆分为ｈｉｓ和ｓｔｏｒｙ，即历史就是“他的故事”）。也许因为中国心理学的档案工作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建设，档案取向的研究难以开展，但愈是如此，此类研究的价值愈是重大。可以预期，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部分发展历程，唯有“档案”才能讲得更为真切和生动，也能让研究成果更富有生命力。其次是史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这其中也涵盖着内在史与外在史的问题。心理学内在史关注学科内部理论、方法等变迁，即思想史；外在史关注对心理学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经济、制度等诸多因素。尽管内在史与外在史二者均不可偏废，就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更关注学科内的思想史，忽视学科外在史研究，致使人们一提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就会以是否有什么心理学思想的总结与概括而进行评判，而缺失更为宽广的胸怀去理解中国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事实上，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Ｒｏｂｉｎ　Ｇ．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早就提出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乃至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的因因果果、是是非非，无一不是人的思想参与其中的过程或结果。放弃狭隘的“思想”观，用更博大的“思想”观审视中国近现代、当代心理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是时代所需也是必然的。试举一例，近４０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可能更适合用外在史研究策略，从社会、文化、经济、制度等因素深入剖析与理解其发展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期待着国内外学者能在这方面做出系统的专业研究成果。开创心理学史研究的新时代（笔会）

第三，微观心理学史研究的兴起。史学研究中“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之分，也有学者提出了“大写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和“小写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概念。无论是“宏观史学”还是“大写历史”（Ｈｉｓｔｏｒｙ）都试图通过“宏大叙事”以达到总结历史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一致性规律。而“微观史学”和“小写历史”更强调进入具体心理学历史事件内部进行“厚描”（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术语）。“宏观史学”自然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每个史学者都用宏观史学的策略试图“一笔书千年”，难免会让人们“审‘史’疲劳”。尤其在当前心理学史研究困难重重的之际，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多样性，开展微观心理学史的研究将是大有可为的。微观和宏观是相对的概念，假以时日，我们能够对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微观事件达到最为精确的理解之后，自然就能实现从宏观层面上对它的理解。另外，微观史学不仅是指进入具体历史事件进行精确而细致的描述和理解，还可以延伸到“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因为这些所谓的“小事件”“小人物”在某些历史进程中也有着令人敬畏的作用，况且人物大小、事件大小又岂是能一时断定的呢？２００２年，美国心理学界对２０世纪１００位著名心理学家的影响力进行了排名，实际上第１００位是空缺的，留给那些至今还未认识到其价值和影响的心理学家，这一点就足以视为是对那些所谓“小人物”心理学者的尊重。第三，非文本的图像史研究兴起。历史信息不仅以文本为载体，图像（视频）、物质同样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以图像为主题的历史学研究方兴未艾，同样也启发了心理学史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保留下的图像史料包括心理学人物照片、心理学事件照片和视频、心理学著作的配图。图像既可以是原始性图像，也可以是再生性图像，如心理学著述的图像。图像史料以直观形象的视觉形式展示着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有着“图像证史”的价值。例如，目睹到１９３７年《中国心理学报》封面上蔡元培题写的刊名，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对中国心理学事业一贯的支持。尽管心理学图像史料提供的是情境性历史片段，而难以呈现长时距的连续性场景，但是通过对图像史料的深入解读和诠释，依然能够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提供新的视角，新的认识。视觉性表达将是中国近现代心理·11·

　　　　　教育科学版 2018·2

学历史研究领域未来趋势之一。历史编纂学的转向还有很多，诸如物质文化、口述史、制度史、实践史，以及由颂扬向批判的转向，等等，限于篇幅不再深入展开。研究者若能把这些历史编纂学应用于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心理学史研究，将会为自身学科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创新性实践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繁荣的基础。心身张力下心理学的发育与蜕变

蒋　柯

（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教授）

身心问题是横亘在心理学与科学之间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身心二元论是潜伏在“科学心理学”理论预设中不能逃脱的桎梏。这一切都源于笛卡尔。在黎黑书写的“心理学史”的谱系中，笛卡尔是心理学纪元的一个界碑，在他“创造了意识”之后，心理学才获得了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价值。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作为个体的“自我”的存在，并且通过将“我”与“世界”作对比，他分析了作为“我”的“灵魂”（也就是“心智”）的“非广延性”特征，区别于有“广延性”的物质世界。广延性的物质世界由物理学来解释，那么，非广延性的灵魂或心智就应该要由心理学来言说。笛卡尔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性架构，同时也将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绝对地分离开了。在这个分离之间的鸿沟就是“心－身”问题。笛卡尔通过将心灵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方式确立了心智，也就是确证了“自我”的存在。心灵被笛卡尔看作是一种非广延性的、非物质性的存在；但是，人的身体却是有广延性的，是物质性的。于是，身体和心灵就成为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这就是“身心二元论”，它带来一个问题，即非物质性的心灵和物质性的身体是如何发生互动的？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以后，有很多种尝试的回答方案，但没有一个是有效的；同样，身体与心灵一旦被分离，以后再也找不到重新弥合的途径。于是“心－身”就构成了两条平行的线索，此后的科学心理学总是在这两条线索上或此或彼地做出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有如此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因为它的解释体系有两条线索，即有两套平行的因果链。而在传统的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学科都只有一个单一的解释体系，即一个学科只遵循一条单一的因果链。库恩把每一个学科的主导性的解释体系称为这个学科的常规“范式”，并指出，每一个范式都有它的解释限度。当旧的范式难以解释新的观察事实的时候，科学家群体可能会面临一种革命性的选择，即放弃原来的旧范式，启用一种新范式。这就是科学的范式革命。库恩认为，经典的自然科学都经历了数次范式革命，比如天文学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化学从“燃素说”转向“氧化说”；物理学从“牛顿经典力学”转向“相对论”；等等。库恩进一步强调，一门学科只有经历过范式革命，才能算是从“前范式阶段”过渡到了“经典范式阶段”，才能算是一门成熟的学科。那么，心理学是否经历过范式革命，心理学是否能够称得上是“经典范式阶段”的成熟学科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辨析这样一个问题：心理学的理论流派之间的更迭是否可以被看作范式革命呢？笛卡尔的彻底的二元论确立了心理学的学科意义。但是，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则是以冯特１８７９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冯特秉承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分别在“身”和“心”两条线索上建构了两种心理学理论。一种是针对“低级心理过程”，即感知觉进行实验研究的“实验心理学”；另一种是针对“高级心理过程”，诸如思维、情感等，通过文化的、社会和历史的方式进行研究的“民俗心理学”（ｆｏｌｋ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正是冯特所开创的这两条心理学的理论化线索成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