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属于士阶层，也是在野的不臣之士。余英时先生认为，“结合《孟子》及《王纪》所记来看，我们可以确知‘士’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他们品德高尚，清介自守，这样高洁的品德使他们认为尘世中、朝堂中的尔虞我诈、争名逐利是可耻、可鄙的。因此宁可遁隐山林，与草木鸟兽为伴，也不愿强求分外的财富与名利，把临财廉、取予义作为自己的行为操守。但是隐士也应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依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频发战争，因此隐士的数量急剧增多。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待时之隐 2、避世之隐 一、待时之隐
这类的隐士很多，在隐士集团中占了相当一部分，其中沽名钓誉的人也不少，因此这类型的隐士为了寻求“终南捷径”，丧失了隐士的基本品格。他们在社会动荡中以退为进，以隐待仕，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得到明主的赏识出仕，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
（1）韩暨“隐居避乱鲁阳山中”袁术与刘表相继征召都不就，徙居遁逃。曹操平定荆州后，“辟为丞相士曹属，在官八年，以疾逊位”。
（《三国志 魏书》卷二十四）
（2）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卷七十九）
（3）吴郡钱塘人褚陶“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补尚书郎”（《晋书》卷九十二）
谢安
以上三个人都是为时事所迫而不得不隐逸，在古代，士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对政治有一种依附关系，有了政治，他们才能安身立命、得尝抱负、光耀门楣，才能拥有名誉、地位、财富。所以当他们可以入仕的时候，还是很乐意建立功业的。由于隐士一贯的高尚品德，所以他们出仕做官，常常会成为清廉、正直的官员，为百姓谋福利，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二、避世之隐
避世型的隐士很多，他们隐逸的原因跟待时之隐一样，或因时局板荡，或因不愿被世事所累，宁肯纵情山水、终老乡里，也始终不愿意出仕。这样的隐士因其特点可以分为四类：以德正形型、教书育人型、避世立言型、伴山乐水型。
1、以德正形型
（1）南安人朱冲“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邻人失犊，认冲犊以归，后得犊于林下，大惭，以犊还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屡持当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复为暴。咸宁四年，诏补博士，冲称疾不应。寻又招曰:‘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时人以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之若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邮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卒以寿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3”）
（2）寻阳人翟汤“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庚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45）
（3）武昌人郭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县令闻而桔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尝以车猎，去家百余里，道中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归。其渔猎所得，或从买者，便与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贵焉”。（《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46）
清谈、教化
人生既要有有追求，也需要修养——一种精神上的修养。这一类的隐士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承担了作为榜样的作用，他们为社会提供了
一种道德准则，以个人的言行举止，给大众树立了道德范式，影响周围的人，产生淳化民风的作用。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对他们的做法也采取赞同和支持的态度，因为他们化解社会基层矛盾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2、教书育人型
（1）高密淳于人徐苗“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苗少家贫，昼执姐未，夜则咏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刚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瘫，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碑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榔，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已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晋书》卷九十一 中华书局：1982：2351）
（2）燕国广阳人霍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倍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族子弟闻而重之，欲与想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燕王月致羊酒，……元康末，原与王褒等俱以贤良征，累下州郡，以礼发遣，皆不到。后王浚称制谋僧，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街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因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悬其首。诸生悲哭，夜窃尸共埋殡之。远近骇愕，莫不冤痛之。’”（《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
1982：2435）
（3）酒泉人祁嘉“少清贫，好学。年二十余，夜忽窗中有声乎曰:‘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生，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抹，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诸，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具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无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晋书》卷九十四 中华书局：1982：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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