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长江中游地区大型尖状类 石器遗存的区域传统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34, No.1February, 2015

DOI: 10.16359/j.cnki.cn11-1963/q.2015.0004

试析中国长江中游地区大型尖状类

石器遗存的区域传统

陈宥成，曲彤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大型尖状类石器在长江中游地区相邻或相近的汉水上游、丹江口库区、三峡地区和澧阳平原等不同区域保存有不同的技术传统。汉中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多选自河滩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丹江口库区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发掘数据其比例均高于汉中盆地，现有发掘材料来看其大型尖状类石器有稳定的传统，即选自砾石直接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但调查的材料显示存在另外一种传统，即选取砾石生产长度大于10cm的大石片，以大石片为毛坯加工大型尖状类石器。三峡地区古人类在更新世期间似乎不存在有生产大型尖状类石器的传统，为数不多的手镐与当地的砾石砍砸器和石片砍砸器应当为“同质异型”类器物。澧阳平原及周边丘陵区内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相比于汉中盆地和丹江口库区，发现数量最多，技术传统也最为复杂，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技术。大型尖状类石器在不同区域显示不同的技术传统，暗示从中更新世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并不简单的文化关系。关键词：长江中游；大型尖状类石器；操作链；大石片技术；文化传统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193(2015)01-0028-13

Observations of Large Point Tools from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CHEN Youcheng, QU Tongli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Large point tools are a common type found in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valley and environ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large point-tool assemb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îne opératoire identify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variability in the region. In the assemblage upstream of the Han River, large point tools were produced by knapping cobbles. However, assemblages from Danjiangkou Reservoir had a higher frequency of large point tools than areas upstream of the Han River. Tools were made on cobbles by unifacial or bifacial retouch. Alternatively, large flakes (longer than 10 cm) were produced and then used as blanks to make large

收稿日期：2014-01-16；定稿日期：2014-04-16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20)资助

作者简介：陈宥成，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旧石器时代考古。Email: 565443420@163.com

Citation：Chen YC, Qu TL. Observations of large point tools from the middle Yangzi River[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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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tools. In the Three Gorges valley, large point tools are comparatively rare, and might have had similar functions to choppers. Compared with these regions, Liyang Plain has yield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large point tools and these assemblages present the most complex technological system with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technologies practiced. Technological variabil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tradition in each region indicate that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might have been occupi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but with certain degre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Middle Yangzi River; Large point tools; Chaine operatoire; Large flake; Knapping;

cultural tradition

长江，是东亚最长的河流，其在人类出现之前已大致发育成熟。长江自西向东横贯中国第一至第三阶梯，绵延6000余公里。其上游山高谷深，中游河道弯曲、河流众多，下游江水开阔，途经不同的地理和气候单元，为新生代时期东亚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演化和迁徙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地理框架。

长江中游作为长江流域河湖水系最为发育的区域，西起三峡地区，东至鄱阳湖口，全长近1000km，而其支流则覆盖面积更大，包括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和湖北、湖南、江西等大部分区域。长江中游地区地貌形态复杂，地势西高东低，山地、丘陵、平原与盆地等相间分布；气候带位于亚热带的北部和中部，具有过渡气候区的性质，在第四纪的冰期亦较为寒冷，而间冰期则相对温热。

总体来看，长江中游地区位于我国中部，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重要路口，具有较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其气候没有其北部的黄河流域干冷，也没有其南部的珠江流域湿热；其地形没有其西部的长江上游巍峨险峻，也没有其东部的长江下游区域平坦。长江中游地区内部复杂的地形为人类的迁徙造成屏障，但发达的南-北向支流河道和山间隘口又为人类交流提供可能。

在第四纪期间，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众多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多成组集中分布在不同水系内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中[1]，表明这里曾在较长的时间尺度内有相当数量的人类活动。由于长江中游地区不同小区域的第四系地层出露情况不同，并且不同小区域的考古工作强度也不相同，现有考古材料最为丰富的区域为西北部的汉水上游地区(图1：1)、西部的三峡地区(图1：3)、北部的丹江口库区以及周边地区(图1：2)和南部的澧阳平原及周围丘陵区(图1：4)等，而长江中游地区中部和东部的材料相对薄弱。本文将要讨论的就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上述4个小区域所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遗存。需要说明的是，三峡地区严格地说位于长江上游向中游的过渡地带，本文为了讨论的便利，将其划入长江中游地区的西部。

1 “大型尖状类石器”与“大石片技术”

本文将要讨论的“大型尖状类石器”，无论在调查和发掘中都最为典型，并且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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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中游地区大型尖状类石器重点区域分布

Fig.1 Main distribution of large point tools from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1. 汉水上游地区；2. 丹江口库区以及周边地区；3. 三峡地区；4. 澧阳平原及周围丘陵区

规整、稳定，有较长的历时性。它们长度基本大于10cm，毛坯多为砾石或大石片，通过单面或两面加工修理出矛尖状或舌状的尖部，通常被称为手镐(单面加工)、手斧(两面加工)或大尖状器，但其中被称为手斧的标本存在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其与手镐属于同质异型[2]。当今学术界对于一件石器往往有不同的称谓，不同分类标准的差异核心在于研究者对于石器的理解角度或程度不同。其中就理解角度而言大概至少有以下4种不同的视角。

第一，从技术进化的角度理解，石器至少可以分为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模式Ⅳ和模式Ⅴ共5种不同的技术模式[3]，其侧重于反映旧大陆西方复杂多变的石器技术；经常研究者依次用“石核-砍砸器”、“阿舍利”、“莫斯特”、“石叶”或“细石叶”等来称呼一件石器或者一批石器。这些不同的技术模式不但反应了不同的技术传统，而且研究者还往往赋予其时代的意义。“阿舍利”往往与旧石器时代早期对应，“莫斯特”与旧石器时代中期对应，而“石叶”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对应等。技术进化的视角是针对欧洲的一种历时性的宏大视角。然而这种单线的技术进化视角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的挑战，特别是东亚的石器技术演化轨迹。

第二，从功能的角度理解，石器工具可以分为刮削器、砍砸器、雕刻器等不同的类型，其中还可以细分出当前比较流行的大型切割工具(large cutting tools)和大型挖掘工具(large digging tools) 等旧石器时代早期常见的工具类型。石器的功能可以根据工具大小、形态，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多种途径获得。功能的视角是“新考古学”所谓的“中程理论”所提倡的，也是了解人类行为和遗址功能的有效手段。从此角度理解，在西方，手镐当属大型挖掘工具，而手斧则属大型切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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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类型学的角度理解，石器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研究者通常结合石器的形态给石器冠以生动形象的名称。西方手斧从立体形态分包含薄手斧、厚手斧等；从平面形态分包含卵形、梨形、叶形、三角形等多种形态。不同类型的石器蕴含了不同的信息，可能和石器技术有关，也可能和石器的功能有关，也可能和不同人群的文化传统有关。类型学是旧石器研究的传统方法，也是经典的方法，在多科学、多角度研究的今天，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从此角度看，西方的手斧类型当比手镐更为丰富。

第四，从操作链的角度理解，大型尖状类石器的毛坯选择是其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西方的手斧可以分为“大石片阿舍利”和“非大石片阿舍利”等不同的传统，这两个传统

有不同的时空范围。“大石片阿舍利” 的核心是存在从大石核上剥取“大石片”的技术，大概在距今100万年左右出现在东非，随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泛流行，同时也波及到黎凡特地区和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到了距今50万年左右，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大石片阿舍利传统消失，普遍流行“非大石片阿舍利”，即大多不存在生产大型石片的环节，选取合适的砾石或结核直接两面修理，该传统进而波及到整个欧洲[4]。操作链的视角不仅将静态的石制品赋予动态的石器加工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其将石器和人类行为及传统有效结合起来，对于研究遗址功能、个人行为，甚至社会行为都有很大意义。从此角度理解，手镐和手斧的操作链既有重合的部分，又有分开的部分，并且由于手斧包括修刃、去薄等程序，手斧的操作链应当比手镐更长、更复杂。

在东亚，石器变化速度和幅度均低于旧大陆西部，如果直接套用旧大陆西部常用的5种技术模式，则大部分石器当归入模式Ⅰ，不能很好地促进石器的细化和深化研究，并且发现的少量手斧从技术模式上分析与旧大陆西方的模式Ⅱ技术也有区别。同时，本区域的石器工具中功能分析成果较少，现有材料不足以支撑功能命名。第三，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不少手斧存在争议，产生争议的原因是所谓“两面加工”的手斧和“单面加工”的手镐有很大相似性：体形较大，存在较大的尖部，底部不修理，刃部修理程度较弱。古本文暂且搁置争议，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把本地区的手斧和手镐统称为“大型尖状类石器”。并且，从“操作链”的角度来理解大型尖状类石器，重点观察不同地区大型尖状类石器对于毛坯的选择，并试图将石器与人类行为与文化建立联系。

2 汉水上游地区

2.1 汉中盆地

汉中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的特点是数量不多，毛坯多为砾石，少见生产大石片的技术。大型尖状类石器多选自河滩石英岩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体型硕大，长度大于10cm，尖部的另一端保留有砾石面便于手握，加工方式多为交互加工，常与砍砸器、石球和刮削器伴出，时代为中更新世，以梁山龙岗寺遗址为代表。

龙岗寺遗址时代为中更新世，石器工业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有石英岩、脉石英和火山岩，工具组合有砍砸器、石球、大尖状器、刮削器、手斧、薄刃斧等[5]，以砍砸器和石球为主体。1980年阎嘉祺发现的石制品中经报道的有2件大尖状器，其中一件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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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大尖状器，长22cm，毛坯为灰白色凝灰石砾石，用交互打击法修理处曲折刃缘，尖部呈鹤嘴形；另有一件大尖状器(手斧)，长14.5cm，毛坯为黑色石英岩砾石，尖部用交互打击法修理出扁锥状尖刃，后身全部为砾石面[6]。梁山自1980年后在多次调查过程中都有石制品发现，其中有数量不多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图2:1)[7]。在汉中盆地南郑县周边勉县的赤土岭、杨家湾等和城固县以及洋县等都有石制品发现，石制品都埋藏在第3级阶地河漫滩相的灰黄、褐红色砂质亚黏土堆积之中，时代为中更新世。1985年汤英俊等采集的石制品中石料均来自河滩砾石，岩性有脉石英、石英岩、火山岩等；工具组合有石球、砍砸器、大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中大尖状器报道有4件，毛坯多为石英岩长形砾石，在一

[8]

端单面或交互打击形成较厚的尖端，另一端保留砾石面。

2.2 安康盆地

安康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很少，发现的2件器物与汉中盆地的传统有明显区别，其毛坯为大石片，加工意图不仅局限于尖部，还有两侧边。其石器工业以关庙为代表，关庙石制品埋藏在汉水第3级的红褐色砂质黏土中和第2级阶地的褐色黏土中，其中3级阶地的时代为中更新世，2级阶地的时代为晚更新世。3级阶地发现的石制品只有5件，但器型很全面，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其中的三棱大尖状器原料为黑色硅质石英岩，长23cm，毛坯为大石片，从底部到尖部均经修理(图2:2)。2级阶地发现的石制品58件，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以石英为主体，另有石英岩和变质砂岩；工具17件，

图2 汉水上游的大型尖状类石器

Fig.2 Large point tools found upstream of the Han River

1.龙岗寺调查（据黄慰文[7]）；2.关庙3级阶地调查（据王社江[9]）；3.关庙2级阶地调查（据王社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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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石锥，其中尖状器4件，基本上是小型工具，只有1件长

度大于10cm，毛坯为大石片，石片两边均经交互打击法修理，修理面积占器身比例较大[9](图2:3)。

3 丹江口库区以及周边地区

3.1 丹江口库区的调查发现

1994年以来，丹江口库区调查并发掘了一系列露天遗址并出土了一大批石制品，石器来自河滩砾石，岩性包括石英、硅质灰岩、石英岩、砂岩、石英砂岩等。工具组合包括手斧、手镐、砍砸器、薄刃斧、尖状器、刮削器、石球等，其中大型尖状器石器包括手斧和手镐。1994年调查中发现工具279件，其中手斧51件，长度均大于10cm，岩性为硅质灰岩的44件(另有砂岩5件，火山岩和燧石各1件)，毛坯是砾石的26件，是石片的25件，大多为两面交互加工(图3:2.4)；1994年调查发现手镐51件，长度均大于10cm，岩性为硅质灰岩有36件(另有砂岩10件，石英岩4件和火山岩1件)，毛坯是砾

[10]

石的30件，是石片的21件，修理方式为单面加工(图3:3)。调查材料显示丹江口库区存在剥取大石片的技术(锤击法和碰砧法)[11]。

另外1995年王社江等在丹江上游商洛地区商州腰市盆地调查中发现了4处旧石器地

图3 丹江口库区及周边的大型尖状类石器

Fig.3 Large point tools found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1.屈梁调查（据王社江[12]）；2~4.北泰山庙调查（据李超荣[10]）；5~6.刘湾发掘（据北京联合大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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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中屈梁地点位于沙河第3级阶地，时代推测为中更新世中晚期，发现石制品25件，其中石核19件、石片2件(长度均大于10cm)、砍砸器3件、手斧1件；石器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有石英、石英岩和石英砂岩；其中的1件手斧毛坯为扁平的石英砂岩砾石，长19.3cm，器身周缘均经两面加工，仅中心保留有部分砾石面，打制精美(图3:1)[12]。3.2 丹江口库区的大规模发掘

丹江口库区在2005年开始系统发掘了一系列旧石器遗址，其中一些已经报道，中更新世遗址以彭家河遗址、北泰山庙遗址、宋湾等为代表，晚更新世以刘湾为代表。彭家河石制品共264件，工具共25件，其中砍砸器14件、手镐8件、刮削器3件。手镐毛坯主要为砾石，岩性见有凝灰岩和石英砂岩等，最小长度为14.2cm，最大长度为31.3cm，单向修理出尖部[13]。北泰山庙石制品共277件，工具组合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尖状器等，以砍砸器和刮削器为主体。手镐共发现7件，占工具组合的比例为13%，岩性主要为火成岩，毛坯全部为长条形砾石，平均长度为17.3cm，手镐尖部锋利，修疤面积大、数量少[14]。宋湾石制品共353件，其中工具10件，包括砍砸器3件、刮削器5件、尖状器2件，工具毛坯以片状为主，不见大型尖状类石器遗存[15]。

刘湾采集和发掘石制品共319件，其中采集25件，Ⅰ号地点出土177件，Ⅱ号地点出土177件。工具组合中砍砸器为主体，另有手镐、手斧、刮削器；采集见有2件手镐和6件手斧，手镐毛坯均为砾石，单面加工，手斧毛坯也均为砾石；发掘出土有3件手镐和3件手斧，毛坯均为砾石，岩性有硅质岩、闪长岩、砂岩等，加工简单(图3:5~6)[16]。除了以上露天遗址，晚更新世本区域黄龙洞遗址是一处发现人类化石与石制品共存的重要洞穴遗址。黄龙洞铀系法年代测定古人类生活的时间可能在距今10-5万年，尤其可能接近10万年左右[17]。3次发掘共发现石制品33件，工具组合包括6件刮削器(原料为脉石英和燧石)、5件手镐(原料为粉砂岩、火山岩和变质岩)、2件砍砸器、1件石锥和1件雕刻器[18]，其中手镐系用砾石直接加工而成，在工具组合中处于重要地位。

整体来看，丹江口库区大概最迟从中更新世开始出现大型尖状类石器，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发掘数据其比例均高于汉中盆地，应当在工具组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常与砍砸器、刮削器等伴出；第二，从现有发掘材料来看，本区域的大型尖状类石器有稳定的传统，即选自砾石直接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但调查的材料显示存在另外一种传统，即选取砾石生产长度大于10cm的大石片，以大石片为毛坯加工大型尖状类石器；第三，结合腰市盆地和刘湾、黄龙洞、龙口等遗址的发现，大型尖状类石器自出现后到了晚更新世早中期依然延续，直到晚更新世较晚阶段(大概5万年之后)，本区域的大型尖状类石器逐渐消失，而砾石砍砸器依然存在，这应当与新出现人群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

4 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处于长江上游，我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交界处，该地区位于汉水上游1993-2007年，地区和丹江库区以南，中间有大巴山相隔。为配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考古工作者在库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系统发掘工作，发现了从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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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高家镇的大型尖状类石器（据裴树文[21]）

Fig.4 Large point tools found at the Gaojiazhen site（A dopted from Pei[21]）

系列重要遗址。4.1 中更新世时期

中更新世的遗址以重庆丰都烟墩堡为代表，石器工业的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冯兴无等研究了该遗址出土的1114件石制品，包括石核127件(占11.4%)、石片636件(占57.1%，以大、中型为主)、工具85件(占7.6%)等，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砍砸器(毛坯为砾石)具有重要地位，另有少量尖状器和雕刻器[19]，不见大型尖状类石器。秭归孙家洞遗址是区域中更新世的一处洞穴遗址，试掘出土16件石制品，其中有4件工具，包括3件砍砸器和1件刮削器[20]，亦不见大型尖状类石器。4.2 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

三峡地区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的遗址的发现数量增多，以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等为代表。高家镇石器工业的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1998年出土的719件石制品中，包括石核340件(占47.3%)、石片192件(占26.7%，平均长度为10cm)、工具85件(占11.8%)、断块102件(占14.2%)等，工具组合中砍砸器69件(占81.2%)、刮削器10件(占11.8%)、凹缺器4件(占4.7%)，另有2件手镐(图4)，占2.3%[21]。可以看出大型尖状类石器在高家镇的比例极低，并且从线图分析加工尖部的意图也不甚明显。冉家路口[22]、井水湾和枣子坪[23]也都不见典型的大型尖状类石器。

到了晚更新世较晚阶段及以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三峡地区的奉节鱼腹浦、奉节洋安渡等遗址仍保留了本区域早期的文化传统，工具组合以刮削器和砍砸器为主体，毛坯中石片类占有重要地位[24]，不见大型尖状类石器。

整体来看，三峡地区古人类在更新世期间似乎不存在有生产大型尖状类石器的传统，为数不多的手镐与当地的砾石砍砸器和石片砍砸器应当为“同质异型”类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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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澧阳平原及周围丘陵区

5.1 调查和发掘

澧阳平原位于湘西北洞庭湖西北岸，三面环山，地势西高东低，东部与洞庭湖平原连为一体，澧水从南部流过，南、北两侧是低岗丘陵，往西是云贵高原东延部分武陵山之余脉。三面环山的地形特点使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25]。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澧阳平原南部岗地发现澧县鸡公档，随后在澧阳平原的西部和北部的外围丘岭区陆续发现一系列旧石器遗址或地点(大多位于2、3、4级阶地)，1988、1989年在平原岗地区也发现数量众多的石制品[26](大多位于1、2级阶地)。

澧县鸡公垱遗址的石制品也埋藏在澧水右岸2级阶地网纹红土中，石器工业的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为主，另有砂岩、石英、燧石等；工具组合有砍砸器、大尖状器、石球、刮削器等，其中大尖状器是以长条形砾石直接加工出三棱形尖部，尤具特色。石门大圣庙遗址的石制品埋藏在澧水中游右岸的2级阶地网纹红土中；石器工业的原料来自河滩砾石，岩性有砂岩与燧石等不同的种类，工具组合包括砍砸器、大尖状器、似手斧尖状器、刮削器等，其中似手斧尖状器形状较规整，以长条形砾石为原料两面加工，与鸡公垱的三棱大尖状器相似[27]。澧水流域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除了最具特色的三棱大尖状器(图5:1)，也存在有其他传统的大尖状器(图7:1)。另外调查发现有一系列位于不同阶地上的遗址，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大尖状器，该类器物常与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伴出。5.2 三种不同的技术传统

结合发掘与调查的材料，澧阳平原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大尖状器传统，一种是以鸡公垱三棱大尖状器为代表的传统，选取长型砾石直接加工而成，加工部位多限于尖部，修理面积占器身比例较小，其意图很明显，在于加工出尖锐而修长的尖部；第二种传统，是选取长型砾石直接加工而成，但加工部位不限于尖部，还分布于两侧，修理面积占器身比例较大，其加工意图不甚明显，尖部与器身融合为一体，不易区分；第三种传统，是选取扁长砾石，从中劈开或剥取大石片，破裂面平直，然后在大石片两侧修理出尖部，修理面积占器身比例较大。

第一种传统大尖状器包括澧县猴儿坡[28]发现的埋藏在3级阶地内的三棱大尖状器(图5:2)，澧县多宝寺发现的埋藏在3级阶地内的大尖状器(图5:3)，澧县金鸭[29]发现的埋藏在2级阶地内的大尖状器(图5:4)等。

第二种传统大尖状器包括有多宝寺发现的砾石大尖状器(图6：1)，澧县樊家铺砖厂发现的埋藏在3级阶地内的砾石大尖状器(图6:2)，澧县盐井乡砖厂[30]发现的埋藏在3级阶地内的砾石大尖状器(图6:3)，澧县白莲发现的埋藏在3级阶地内的砾石大尖状器(图6:4)，澧县皇山岗[31]发现的埋藏在2级阶地内的砾石大尖状器(图6:5)，澧县金鸭发现的砾石大尖状器(图6:6)等。

第三种传统大尖状器包括多宝寺发现的大石片尖状器(图7:3)，埋藏在3级阶地内的澧县万红岭发现的大石片尖状器(图7:2)，皇山岗发现的大石片尖状器(图7: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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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澧阳平原及周围丘陵区的三棱大尖状器

Fig.5 Large point tools with three edges found in the Liyang Plain and surrounding hills

1.澧水流域发掘(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7])；2.猴儿坡调查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8]）；3.多宝寺调查（据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28]）；4.金鸭调查（向安强[29]）

图6 澧阳平原及周围丘陵区的第二种传统大型尖状类石器

Fig.6 The second technological type of large point tools found in the Liyang Plain

1.多宝寺调查（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8]）；2.樊家铺调查（向安强[30]）；3.盐井乡调查（向安强[30]）；4.白莲调查（向

安强[30]）；5.皇山岗调查（据湖南澧县博物馆[31]）；6.金鸭调查（向安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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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澧阳平原及周围丘陵区的第三种传统大型尖状类石器

Fig.7 The third technological large point tools found in the Liyang Plain

1.澧水流域发掘（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7]）；2.万红岭调查（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8]）；3.多宝寺调查（据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28]）；4.皇山岗调查（据湖南澧县博物馆[31]）；5.金鸭调查（据向安强[29]）

鸭发现的大石片尖状器(图7:5)等。

整体来看，澧阳平原及周边丘陵区内发现的大型尖状类常与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等伴出，多埋藏在中更新世的网纹红土之中，包括澧水及其支流的第4、3、2级等不同的阶地上。相比于汉中盆地和丹江口库区，本区域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发现数量最多，技术传统也最为复杂，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技术传统。

6 讨论与结语

在汉水上游地区，汉中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多选自河滩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常与砍砸器、石球和刮削器伴出；安康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很少，发现的2件器物与汉中盆地的传统有明显区别，其毛坯为大石片，加工意图不仅局限于尖部，还有两侧边。丹江口库区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发掘数据其比例均高于汉中盆地，应当在工具组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常与砍砸器、刮削器等伴出；从现有发掘材料来看其大型尖状类石器有稳定的

1期陈宥成等：试析中国长江中游地区大型尖状类石器遗存的区域传统• 39 •

传统，即选自砾石直接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但调查的材料显示存在另外一种传统，即选取砾石生产长度大于10cm的大石片，以大石片为毛坯加工大型尖状类石器。三峡地区古人类在更新世期间似乎不存在有生产大型尖状类石器的传统，为数不多的手镐与当地的砾石砍砸器和石片砍砸器应当为“同质异型”类器物。澧阳平原及周边丘陵区内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常与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等伴出，相比于汉中盆地和丹江口库区，本区域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发现数量最多，技术传统也最为复杂，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技术。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环境为人类提供了有限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映则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

[32]

。人的独特本

性在于能够根据他们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文化的决定性属性并不在于这种文化要无条件地拜服在物质制约方面。尤其是石制品的生产体系，同样功能的工具可以由不同的打制技术完成。不同的打制技术表现为不同的“操作程式”，操作程式是打制者从很小的时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习到的，逐步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直觉[33]。

通过对一些灵长类的研究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文化传统。日本猕猴在野外被研究超过50年，研究者发现猕猴有洗红薯的行为，一个年轻的雌性猕猴首先发现了这种新的并且有效的食物除沙方法，这一行为后来快速传播，被其他个体或群体模仿。这一过程和人类文化的传播有相似性[34]。还有的猕猴种群会用手挖掘植物的根吃，而另外的种群则完全不会这样做，虽然两地的环境条件很相似[35]。苏门答腊猩猩是熟练的工具使用者，然而这些猩猩的其他种群却不能使用同样多的工具[36]。现代遗传研究，黑猩猩与人类基因组的差异不过1.6%，黑猩猩也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和人类有着相似的社会学习能力，不同的黑猩猩群体有不同的行为习惯，包括对不同食物的偏爱、工具的使用、动作符号等[37]。但是，人类和黑猩猩的不同之处在于，黑猩猩父亲通过乱交性行为无法识别自己的亲生子女，没有教育子女的行为；但是人类女性隐性排卵，巩固了较为长期的夫妻关系，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父亲，对自己的子女负起主要的教育责任。人类的觅食习惯，需要一个社会系统支持，不然的话，孩子存活的几率不大，父亲的基因也就很难遗传[38]。人类文化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更大的尺度；同时，人类文化的齿轮效应反映在人类文化的进化上会生产更复杂精致的工具[39]。

同时，大型尖状类遗存出现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石料情况、石器的功能和人类活动等方面寻找更多的线索。然而对于构成人群文化重要内容的技术、功能和生计活动，需要分析具体遗址所处的环境和资源、遗址本身的背景，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出石制品之间的关系、生产技术的关系，以及遗址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不同尺度区域所反映的文化和人群关系。目前，我们尚缺乏对区域内遗址的具体和全面研究，但这些都是未来工作的方向和认识的关键。

本文主要根据毛坯的选择、利用和修理模式以及丰度，了解长江中游不同区域内大型尖状类石器技术的选择和习惯。在一定时间段内，相同或相似环境下，不同风格的技术可能代表不同的人群。我们提出：在以更新世中期为主的时间段内，大型尖状类石器在长江中游区位相邻或相近的汉水上游、丹江口库区、三峡地区和澧阳平原等区域保存有不同的技术传统，而这些特点可能和古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不同有关，暗示从中更新世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并不简单的文化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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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王幼平教授的鼓励和指导，同时得到了南非金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浩的帮助，审稿过程中得到了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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