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场
作者:乔欣
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12年第08期
如今,被现代传播技术武装着的社会公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和评论者,又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任何一种舆论都可能瞬间生成并且迅速扩散,那些并非身处事件中心的公众,可能因为无法获得完整信息而产生具有偏向性的观念,一旦这些“偏见”涉及部门单位,不仅损害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甚至可能影响其正常运行。所以,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及时利用正确舆论引导民众至关重要,而舆论阵地的争夺,仿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需要速度更需要技巧。
好与坏的说法
2011年7月28日,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长信。这个日子,距离当时轰动全国的“7•23”动车事故发生不久,是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的第四天。此时,作为铁道部发言人的王勇平正因为那句“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身处舆论批评漩涡。
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以同门的身份给王勇平写了这封信。信中,他对那场备受争议的新闻发布会进行了点评,信件内容通过网络被大量转载,虽然事后,王旭明一再强调,“写信的目的并非炮轰王勇平,只是谈自己的看法”不过他确实因此“火了”,他的信被奉为新闻发言人“教科书”。
王旭明说,“我国的发言人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品,在2003年„非典‟后迎来了制度初建和标志性的一年。”他回忆,那时得到通知,国新办要启动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要“以培(训)带建(设)”。于是包括王旭明、王勇平、毛群安在内的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被誉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国内首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这批学员里,王旭明和王勇平,后来因为工作时,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而被视作“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外界给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有了“二王”的称号。 然而,王勇平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沉默转身的背影永远被定格在他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生涯中。这件事发生后,王旭明总结,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身份特殊,说话时更需技巧。“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如何把好事说好,说好不等于高调,从传播学上讲,受众的胃口提高之后,会对事物有更加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而一旦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的话,好事不但说不好,甚至还变成了坏事。二是如何把不好的事好好说,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想方设法说成好事,许多人有这样的习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千方百计想捂住,捂不住全面捂局部,局部也捂不住了就瞎说,或者硬撑着说,就是不实话实说,不好的事再怎么描也不能成好事,怎么能让受众服气。”王旭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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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职业”的出路
政府面临公信力危机,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桥梁的新闻发言人,本身担负着的工作职责要求他们不说不行,可有时说了民众又不信,如果不慎说错了话还会遭致处分,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俨然已成为一种“高危职业”,他们的工作难度不断提高。于是,不少新闻发言人利用本身所在的部门与公众沟通并不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之便”,更是减少了公开露面的频率,或者用套话和官话回应提问。而这样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很难让公众满意。
对此,王旭明强调,“新闻发布会不是„会‟。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会的话,它也是一种具有新闻和传播意义的特别的会。新闻第一要素是事实,而且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新闻贵在真,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躲猫猫、周老虎、钓鱼执法、宝马飙车等事件最大的失败就是新闻发布失去了真实。”
官场与真实的平衡
如今,已经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职位卸任的王旭明,似乎比从前更忙,出书、讲座、上电视,向公众传授说话的技巧。
记者问道,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本身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同时又是为外界提供信息的人,如何做到既维护好部门利益,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说出让双方满意的话?
他说,“我干过这行,知道这行的苦处,有许多事儿,我们主宰不了,但在我们能够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态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实,比如如何遣词造句、语气语态等,我们还是能有一些作为的。”
王旭明以自己举例,在探索创新工作形式上,他是第一个在网络上直播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事人连线的新闻发言人,但是同时他也因为“直言”颇受争议。有人认为,他能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做了5年,已经是一种奇迹。王旭明对此的回应是,“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其实在成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之前,他既从事过新闻媒体的职业,也担任过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主任。这样的经历使他非常明白,媒体和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从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层面说,无论什么时候说话,怎么说话,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这听起来是个常识,然而不少发言人的发言都有悖于这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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